古诗韵典

六国论创作背景

六国论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这篇文章各本标题不一,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四题作《六国论》,宋刊本《三苏先生文粹》卷二十一题作《战国任侠》(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为《战国任侠论》),明万历赵开美刊五卷本《东坡志林》卷五题作《游士失职之祸》。

清《四库书目》卷一百二十子集载《东坡志林》五卷,指出《志林》是“随手所记”性质。明茅坤认为:“余览《志林》十三首,按年谱,子瞻由南海后所作。”较确切点说,这篇文章是苏轼贬官南海儋耳,生活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曾枣庄《苏轼评传》)的艰难境况下写的,系晚年之作。宋代对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统治,吴小如在《宋诗漫谈》一文中认为是“似宽实严”,“到北宋后期,从潜在的舆论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公开的政令的控制”。苏轼生逢其时,宦途坎坷,屡遵贬斥,而且每次都因言论文字得罪。著名的“乌台诗案”几乎使苏轼断送了生命。后来,在政治上新旧两党的夹击中,他浮沉宦海,很不得志。贬官惠州时,其弟“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他自己也觉得“当焚砚弃笔,不但作而不出也”,“遂不作一字”(《东坡续集》卷七《与程正辅书》)。因而,他在南海,身边只有“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父》)的陶渊明一集和柳宗元诗文数策,只好以诗文自娱了。其时所作史论,往往有他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发掘出来的一些他人不易发现的新颖见解,寄寓着苏轼深沉的忧国之思和痛切的身世之感的《六国论》,便是其中之一。

参考资料:
迟文浚.唐宋八大家散文广选·新注·集评 苏轼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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